我的人生观很简单，就是期盼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生活安定，而我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。我最突出的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的根源，总爱问“为什么”。

从小，面对五彩缤纷的花朵，我便好奇它们为何颜色各异，这个问题曾让我思考良久。我认为，阅读、提问和思考至关重要，任何事情都应追问其所以然，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颇有经商头脑的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后来又将几位孙辈带大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家住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。我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，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（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），随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（现上海市向明中学）和震旦大学医学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，毕业后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
我家遵循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，合起来便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我是家中老二，故名振义。祖父将自己赚取的大部分财富捐出，用于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“万国董事会”成立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支援武昌起义，执行战地救护任务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他们认为过度奢华的生活是一种浪费。若我们有浪费行为，他们会反问：“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们？”

父亲一生的心愿是培养好我们八个子女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，并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选择了理工科专业，例如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他在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。小时候，每周的餐桌旁，父亲都会考查我们八个孩子的学业，检查成绩单，表现优异者予以表扬，成绩不佳者则会受到惩罚。我是唯一一个从未挨过打手板的孩子。

我自幼便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。中学时期，虽然学业繁重，我也喜欢阅读各类课外书籍。

我的家、学校和医院，都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内。我的法语学习始于小学阶段。后来，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教授日语，但我们的学校坚决抵制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的暴行，心中充满了愤怒。

父亲为人严肃而少言，对子女管教严厉，生活简朴，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正值战乱，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让人们生活艰难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离开法租界，要经过日本侵略者的关卡，接受检查和搜身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来自法国的教员，他们多是天主教徒，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来到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，这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。我与六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，经常聚会，学习英语演讲，交流读书心得和新知识，如同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，能够帮助他人，并立志成为品德高尚、无私奉献的人。这六位同学对我至关重要，以至于我的微信名字都取为“Seven John（7个约翰）”！他们虽然已离世，但仍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……

我与奶奶感情深厚，她因伤寒离世，当时我还年幼，悲痛不已，不理解为何名医也无法治愈她的病，于是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孩子从事医学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选择就读法（国）比（利时）派背景的震旦大学更为便利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非一开始就明确自己将从事哪个科室的医生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自认为动手能力稍弱，但善于思考。

医学院的课程十分繁重，但我深受老师们的喜爱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里只挑选了两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，病理学老师还特意带我到病理科学习看片，他本人也是医生，主动加班，单独指导我。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我20岁时，爱上了同学谢竞雄。巧合的是，她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，我便以女孩子独自回家不安全为由，每天陪她一同上学、放学，这份感情一直持续了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一直称呼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也一直叫我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极度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他奔走四处。振礼是我们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只是因为喜欢摄影，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和全家都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了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，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宣传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。

那时，革命初兴，万象更新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。我记得1957年，曾有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问中国，其中有人感叹：“天主教所追求的目标，如今在中国已经实现！”确实如此，上海从一片混乱中焕然一新，出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景象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便竭尽全力攻克疑难杂症，同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并担任了医院的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又担任过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，我个人和国家一样，也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无法重返医生岗位，那时的我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。然而，我别无选择，只会做医生，只想救治病人。即使是让我长期在农村担任赤脚医生，我也在所不惜。

我一生大概只做了四件重要的事情。

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了渡海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，包括游泳和驾舟，不料却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受命前往为战士们诊治，幸而疗效显著，我因此获得了三等功。

第二件事是参加抗美援朝，我被派往东北中朝边境，为志愿军治疗疾病。当时，我遇到了一种“怪病”，一大群战士出现咳血、头痛的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有结核性脑膜炎，但药物治疗无效。我仔细询问病史，许多战士提到经常在河汊、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，由于战事紧张，他们来不及煮熟便匆匆吞食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——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疾病非常凶险，容易引发大出血，90%的患者在两周内便会死亡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之一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看到年轻的患者在眼前逐渐衰弱直至离世，内心非常痛苦。我长期研究这种疾病，查阅大量最新文献，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，经历了许多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。我的妻子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遇到一位病情危重的小患者，便告知我一直在研究此药，询问我是否能挽救孩子。我告知她，经过研究和动物实验，此药效果良好且毒性不大。在与家长沟通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药物价格不高，服用方便，只需口服即可，能够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加入了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此种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评奖词称我是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以来引证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事实上，这并非我一人的功劳，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没有申请专利，一是希望全世界的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二是希望患者能尽快用上这种救命药。当时，一盒药的价格不到10元，总共花费不到100元便能治愈此病。

第四件事是“开卷考试”，我甘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80岁时，我已不再处于临床一线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由我进行“考试”，年轻医生出题，我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每周四到科室参与讨论。我能在两天内从近1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一“考试”持续了20多年。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工作上非常繁忙，我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，精选后提供给他们，应用于临床，便如同他们的一根老“拐杖”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了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个益处：第一，解决病人的问题，至少能取得一定进展；第二，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；第三，持续学习和获取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的活跃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大享受。

我非常感谢改革开放，它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和发现新的事物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才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成果。

我的优秀弟子众多，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。但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。陈竺非常优秀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；陈赛娟是第二名；陈国强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在改革方面冲在前面。是时代给予了他们机遇。

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像一条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顶峰时，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下滑。因此，当处于抛物线顶点时，就应该适时退居二线，将机会让给更年轻、更优秀的人来接替。这样，整条抛物线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，而不是向下，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。当年，我很快便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得比我更好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一百多年，但没有自己的住房，现在居住的房间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的，日后需要归还。

我今年102岁了，仿佛被上天遗忘了，但国家没有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被授予了重要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唉，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妻子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，只是陪我吃了很多苦。
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并非事实，哪里有什么神？再说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大家的集体智慧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，还有许多其他类型仍然是难以治愈的顽疾，这让我非常焦急！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