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现年97岁，党龄已有74年。回首过去，我人生中始终贯穿着19岁时就铭刻于心的信念：我的一生，应当是为了人民服务。

我的成长历程伴随着抗战歌曲和前线英勇斗争的故事，对正义的追求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期望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学预科学习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，我冲破阻力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建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歌曲，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们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同时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对我而言，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自由的空气中充满了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我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。队员们大多未经专业训练，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便耐心细致地帮助大家纠正。于是，大家一致认为“你很清楚，你来打拍子吧”，就这样，我成为了我们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也因此因革命工作的需要，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生活，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老乡们随口唱出的质朴歌声，那歌声真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与人民共享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直接教导我应树立何种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应当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、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进入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，我每天沉浸在专业学习中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旁听排练，观看演出，竭尽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一路的成长，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调任首席指挥，并继续承担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尝试了一种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在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，讲座深受观众欢迎。这种演出与讲座相结合的形式，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实际上，这样做只是想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艺术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的实践。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这并非终点。歌剧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在健康、活力和创造力方面不断发展。

这些年，人们常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认为我90多岁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。我只是认为，认准了该做的事情，就全力以赴地去做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有人问我是否害怕，我回答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病来了就积极治疗，如果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常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起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努力了一辈子。

我一直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奢求，唯独非常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